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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章 仓皇逃归(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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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wed jul 15 09:16:14 cst 2015

    朝鲜北与俄国毗邻,南与明治维新后逐渐崛起的日本仅有对马海峡一水之隔,俄国早就想蚕食朝鲜,日本则直欲鲸吞。日本的野心能否实现,直接关系到与朝鲜山水相连的清王朝的利害安危,也是对作为维护朝鲜属国地位和外交官员的袁世凯的严峻考验。

    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便确定了霸占朝鲜、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。1875年9月,日本派军舰“云扬号”侵入朝鲜领海,制造事端,1876年2月,以武力强迫朝鲜政府签订《江华条约》(又名《朝日修好条规》),势力逐渐渗入朝鲜。袁世凯对此有一定的警惕。1884年11月,他就意识到朝鲜君臣被日本播弄的危险性,及时报告了李鸿章,并在当年12月率兵击败日军,粉碎了亲日派所发动的政变。此后,日本加紧扩军,准备侵略朝鲜和中国。但由于军事实力不足,朝鲜人民对日本的不满,同时为了阻止俄国势力在朝鲜扩张,日本不得不改变外交策略,表面上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态度,而其大陆政策并未改变,唆使朝鲜背清依日的意图并未改变,不过暂时把强硬政策隐蔽下来,等待适当时机罢了。

    袁世凯出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后,鉴于日本“专力于兴起商务,招集商民,盘根植固,倍蓰中国,其处心积虑,固不徒为今日计”,极力笼络朝鲜的亲清派,排斥打击亲日派,支持朝鲜派人到日本刺杀亲日派头子金玉均,挑唆朝鲜君臣对日本的恶感,防制日本甚力。

    然而他又往往表现出对日本的轻蔑。1887年,日本制定了五年准备,抓住时机进攻中国的计划。到1890年,已完成军备改革,并着手进行发动侵略战争的宣传煽动。袁世凯对此懵无所知,断言“倭人方亟亟自谋,断不至败坏和局”,完全是一种盲目乐观、麻痹轻敌的思想。这种思想愈往后表现得愈明显。1893年1、2月,他几次向李鸿章报告:“揣倭时势,决不敢与华生衅,特知华志传和局,故为跳梁,冀售诡谋。倘华牢持定见,不稍假借,倭自必改图。”“顷闻日本新驻使大石谓,自可联合各国,扶韩自主,永不受华凌侮,……附倭群小顿增声势,恐自主议一将复炽。然前年韦贝、德尼等谋韩自主,迄无寸功。倭强不如俄,大石阴狡不如韦等,各国亦未必听其联合,庸人徒扰,似无能为。”“前得大石著韩论,颇訾韩人。曾录示韩君臣,并遇事挑唆。近闻韩王殊憎大石,附倭群小均屏息,不敢言倭事,渠自主邪说必无能为。”其产生妄自尊大、麻痹轻敌思想,主要由于主观臆断,对日本国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,迷信自己的挑拨手腕,把朝鲜政府的表面应付误认为亲华的表现,同时为日本制造的假象所迷惑。事实上,日本已经在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机会了。

    1894年3月,朝鲜的东学党请愿遭到失败后,遍发排外传单,情势顿然紧张。此时日本发动战争的准备工作全部告竣,决心对中国开战。李鸿章闻日本有调兵赴朝之说,命袁世凯调查。袁世凯以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实际,复电说:“应不至遽有兵端,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。”次日派译员往探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后,又报告说,“毫无生事端倪”。

    由于政治黑暗腐败,民不聊生,1894年4月26日,东学党率领农民在全罗道起义,提出“济世安民”、“逐灭夷倭”、“尽灭权贵”的口号。对这次起义,袁世凯始终主张坚决剿灭。

    早在1893年3、4月起义酝酿时期,袁世凯就迭劝朝鲜政府“择诛其魁,毋怯懦”,“严缉惩”,电请清政府派水师入朝,“以尽弹压责”。5月,当朝鲜政府得知起义军将攻取汉城,请求清政府出兵时,袁世凯又毛遂自荐,表示愿亲自统军前往剿除,对朝鲜官员说:“邪教乌合,料必自散,倘突聚乱,不及调兵,王(指李熙)可选付凯(袁世凯自称)韩兵千名,以凯处华捕差丁分领,由凯亲率截剿,足可殄灭。”

    1894年4月起义正式爆发后,朝鲜政府命洪启薰率兵讨平。袁世凯担心朝鲜政府无力平定,一旦义军逼进京城,引起外国人干涉,自己多年苦心维护的中国在朝鲜的地位发生动摇。为迅速扑灭起义烈火,迫不及待地为朝鲜统治者出谋划策,调平远舰代为运兵,派徐邦杰等随朝鲜军队侦察,且跃跃欲试,自告奋勇,向朝鲜大臣提出愿为代戡。5月26日,他对闵泳骏说:“方今东学跳梁,招讨重任而使孺子之洪启勋〔薰〕任之,国家不误而何?余近遣使至战地侦察,将无严威,军无纪律,官校终日不为一事,兵卒出入闾里,偷财贪色,为害居民。贼军在前,则远阵于数十里外,待其退却,然后追讨,是岂讨贼之本意?余谓朝鲜无人物以此。若使余划策,期以十日,必不难讨灭之。”

    朝鲜政府尝够了袁世凯的苦头,害怕中国出兵平乱后,其气焰更加嚣张,无法忍受,又顾虑日本出兵,故未立即请求中国出兵。5月31日,起义军攻克全州,人数激增,声势浩大。朝鲜政府感到再不求援,危亡立至,始于6月1日派人向袁世凯乞求出兵助剿。

    袁世凯闻之大喜,让写个正式呈文,以便转呈核准。同日,日本驻朝使馆翻译郑永邦面见袁世凯,说起义大损商务,朝鲜政府无力镇压,怂恿中国出兵,且云日本政府“必无他意”。袁世凯当即电告李鸿章:“韩归华保护,其内乱不能自了,求华代戡,自为上国体面,未便固却。”“如不允,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,将置华于何地!自为必不可却之举。”请李鸿章答应出兵。日本的动向如何呢?他认为1885年的中日《天津条约》,并无中国出兵、日本也出兵的明文规定,而且起义军距汉城较远,加上朝鲜和各国的反对,日本肯定不会出兵,说:“倭如多事,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,调兵百馀名来汉。”在此之前,李鸿章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日本出兵,主张持慎重态度;接袁世凯此电,他的疑虑解除了,决定待朝鲜请兵呈文到后,即派兵赴朝。

    6月2日,日本内阁决定迅速做好出兵准备。3日,已经建议其政府出兵的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会晤袁世凯,询问中国是否出兵,力加敦劝。杉村此举,主要是刺探军事情报,催促、诱使中国早日出兵,尽快实现日本的侵略野心。袁世凯没有察觉,把即将出兵的计划告知对方,泄露了军机,致使日本在军事部署上抢先一步。他电告李鸿章“杉与凯旧好,察其语意,重在商民,似无他意”,更属荒谬。次日,李鸿章命水师提督丁汝昌派军舰两艘,直隶提督叶志超、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抽选淮军一千五百名,向朝鲜进发。

    然而,事情远不如袁世凯想象的那样简单。6月5日,日本设立战时大本营,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以保护使馆为名率海军陆战队四百馀名回任。朝鲜政府闻大鸟带兵回任,非常害怕,立告袁世凯。袁世凯回答:大鸟不喜多事,带巡捕二十名(日使馆只通知他带巡捕),自无打仗的意思。6日,中国通知日本出兵。7日,日本答复,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,并告知日军也开赴朝鲜。李熙闻知,惊惧万分,派人见袁世凯,要求清军到后不要登岸,更不要继续增加。袁世凯却回答说:日本出兵,朝鲜理应力加阻止;如不能阻止,中国也要调兵蹑防。至于中国进兵与否,“惟视全匪存亡,不能因倭调兵遽停进”。直到此时,他还一心想着镇压东学党起义,无视日本出兵的严酷现实,对形势的危机缺乏起码的认识。

    8日,日本大批军队开进朝鲜。9日,朝鲜官员迎阻大鸟圭介带兵进入汉城,遭到拒绝。袁世凯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了,马上致电李鸿章说:“倭来甚锐,似非有得,不肯遽去。”为掩饰自己的无能,让日军退出朝鲜,他一面欺骗朝鲜政府,说日本出兵意在“与华争体面,兵来非战,且勿惊极”;一面仍认为“欲速退倭兵,惟有速图剿匪”,要叶志超和朝鲜政府加紧剿灭起义军。

    此时东学党起义军已经退出全州,而日军陆续开进不止。6月12日,日本政府告知清政府:日军派多少,是否进入朝鲜内地,中国无权干涉。清政府为避免发生冲突,建议中日军队同时撤离朝鲜。日本置之不理。为阻止日军继进,袁世凯又敦促朝鲜政府与日本交涉,请各国公使出面干预,并准备直接与大鸟圭介进行谈判。大鸟在各国公使的质问下,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。12日,双方约定不再增兵。大鸟佯为同意,实未执行。袁世凯则信之不疑,急电李鸿章。李鸿章本打算增派军队,接到袁世凯此电,当即停止;并命叶志超部勿再前进,整理归装,等待内渡。如此一来,日军在数量上便大大超过了清军,占有绝对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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