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 仓皇逃归（二）

    wed jul 15 09:17:45 cst 2015

    东学党起义最后溃散。清政府以“乱事”已平，要求中日同时撤兵。日本不予理会，处心积虑挑起战争。袁世凯所做的努力完全失败，18日连电李鸿章请求增兵，谓：“倭势甚凶悍，各国员（指各国公使)殆亦无可如伺。再，华嘱毋多派兵，而竟派至五千；嘱不入内地，而反请会剿。凯迭与（大鸟圭介)商，均反复，极可恨，恐非口舌所能争”。“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，续备陆兵。”他对事态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认识。但他请兵的目的并非为了战胜日军，而是为了显示声威，吓唬一下对方。他在致叶志超电中说：“我如一振，日必自衰”，“麾下不妨先播进汉（城)声势，而不必遽进，看其如何变态。”就是这一思想的反映。李鸿章期待外国调和，坚主不再增兵。

    日本并不因此停止进军，反而指令大鸟圭介制造开战口实。6月26日，大鸟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要求。28日，又质问朝鲜是否中国属邦，加剧中日冲突。朝鲜政府不知所措，急找袁世凯商量。袁世凯马上电禀李鸿章请示。在日军压力下，朝鲜政府承认为独立国家。袁世凯对此除了背后骂一句“是无上国”外，再无其他能耐了。

    袁世凯挽回颓势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。看到形势险恶，且听说大鸟圭介要派兵押送他出境，昔日在朝鲜君臣面前骄横至极的他，一下子变成了胆小如鼠的懦夫，急欲溜回国内。29日，给李鸿章连拍二电，其一云：“密。闻韩决意不认属，是无上国。凯华员，须诘劝韩，转告大鸟。闻鸟拟照公法作梗例，兵押凯出。果尔，辱甚。只可照万国使例，送文知照韩，回国禀商，请兵伐韩。”其二云：“闻倭兵八百今驻赴牙路，意叵测，倭、韩相结，我兵可危。又俄、法署使来称，韩廷犒赏倭兵米肉甚多，韩喜倭，殊不可解。华人在此甚辱，凯在此甚难见人，应下旗回，拟留唐守（唐绍仪)看馆探事。”李鸿章于7月1日电复袁世凯：朝鲜尚未承认不是中国属邦，应留下密劝朝鲜坚持；俄使已答应出面调处，必有收场。“倭允不先与华开衅，岂能拘送使臣?要坚贞，勿怯退!”。

    7月2日，袁世凯又向李鸿章告急，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说：“倭兵万人，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陆兵路，均置炮埋雷。……观其举动，不但无撤兵息事意，似将有大兵续至。倭蓄谋已久，志甚奢，倘俄、英以力勒令，或可听；如只调处，恐无益，徒误我戎机。……叶君（指叶志超)居牙，难接济，倭再加兵，显露无忌。应迅派兵商船全载往鸭绿或平壤下，以待大举。韩既报匪平，我先撤亦无损；且津约倭已违，我应自行。若以牙军与倭续来兵相持，衅端一成，即无归路。”

    7月3日，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方案五条，包括制度、财政、法律、兵备、教育，妄图把朝鲜置于日本控制之下。

    4日，清政府电告李鸿章：“袁道遽欲下旗回国，转似与国失和办法，殊觉匆遽失体。希速电止，万勿轻动。”李鸿章遂指示袁世凯依然留在朝鲜。

    形势一天紧似一天，袁世凯越发恐惧，急于脱离险境，请求速回国内，说什么“某以一身报国，无所恇畏，惟惧辱使命、损国威。”“凯为使系一国体，坐视胁凌，具何面目?如大举，应调凯回，询情形，妥筹办；暂不举，亦应调回，派末员仅坐探，徐议后举，庶全国体。”

    这样做了，他觉得还不一定被批准，又于5日连发两电，死皮赖脸继续请求。内称：“前以未认非属，故仍在差。惟倭胁韩欺华，韩情日变，消息常阻，凯坐视无益。韩、倭情形，惟凯深知，拟请调赴津、京，商和战各情，冀可速了，迟则枝节愈多，更难着手”。“倭昨又催韩派员议革政，限今午复，似非派不止，韩何能终持?且恐激生变。今又添兵至仁川千五百，决无和意。我欲和，应速以韩现情与倭商，冀可挽；欲战，应妥密筹。凯在此无办法，徒困辱，拟赴津面禀详悉，佐筹和战。”好像决定中日和战，万万不能离开他袁某“佐筹”。

    李鸿章鉴于以唐绍仪代理与下旗回国有异，即请示清政府可否允袁世凯所请。清政府复以如留之无益，即可调回；旋又命暂勿调回，以便留下常通消息。

    8日，朝鲜政府顶不住日本压力，被迫宣布改革，亲日派嚣张一时。袁世凯六神无主，害怕朝鲜人民与自己算账，不敢走出公署一步。然而公署也不保险，日军认为朝鲜亲华拒日是他一手造成的，大炮已经对准了他的公署；加之公署柴米缺乏，幕僚大都离去，他惶惶不可终日，吓得面无人色，魂飞魄散，以为死神就要临头了。恰巧这时他生了病，14日，急急忙忙给李鸿章发电说：“凯素有发烧症，近因久痢气虚，昨夜剧犯头目昏瞀，周身疼痛，即延洋医诊视。据云热过百度，首置冰始稍轻，似尚不至害事。惟韩事方殷，未便晷刻废事，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。唐优智虑，明机宜，确有应变，与韩西员均熟，必不至误事。”为了保住性命，他“无所恇畏”之类的大话、假话再也不敢乱吹。16日，他连发数电，声泪俱下，苦苦哀求：“凯与各国员商事且通信息，今已无可商通。各路将进兵示决裂，在此华官民将尽为倭残辱。凯病至此，何可得保辱国?乞速示。”“凯病如此，惟有死，然死何益于国事?痛绝!至能否邀恩拯救，或准赴义平待轮，乞速示。”“顷接英领事知单，身及其妇并柏税司被日兵拦路殴打。日兵凶悍，毫无公法，稍迟，恐华人均难逃，乞速设法。”唐绍仪也连电李鸿章，代为说情：“在汉两署办公只余二员，今闻南北进兵，均即逃，无能挽留。仪一人译电、办公断难理，袁道病又须照拂，势急情迫，乞速示。”“袁道病日重，烧剧，心跳，左肢痛不可耐。韩事危极，医药并乏，留汉难望愈，仪目睹，心如焚。韩事以袁道为最熟，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，无论和战，当可图效。若弃置不顾，可惜!乞恩鉴。”

    李鸿章接电后同意了，但清政府不同意，复电李鸿章：“电袁道。奉谕旨：毋庸调回，切不可径自赴津，如必须令其面禀情形，仍应请旨遵行。”李鸿章只得电令袁世凯缓行。相隔一天，即7月18日，清政府因中日即将决裂，才谕令李鸿章将袁世凯调回。

    袁世凯接电后不顾发烧疼痛，立即打点回国。这时他忽然又得到一个东学党准备在其回国途中行刺的秘密情报，越发心惊肉跳，一刻也不愿停留。急忙变更了回国路线，改装易服，于19日偷偷摸摸逃到仁川，登上平远舰，狼狈不堪地逃回天津。他总算如愿以偿，未做异国飘零之鬼。

    1895年12月8日，各亲王、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，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，派员督练。其奏称：“中国自粤、捻（指太平军和捻军)削平以后，相沿旧法，习气渐深，百弊丛生，多难得力。现欲讲求自强之道，固必首重练兵；而欲期兵力之强，尤必革新旧制。……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，晓畅戎机，前驻朝鲜颇有声望。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，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、饷章，臣等复加详核，甚属周妥。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，假以事权，俾专责任。现在先就定武十营，步队三千人，炮队一千人，马队二百五十人，工程队五百人，以为根本；并加募步队二千人，马队二百五十人，共足七千人之数，即照该道所拟营制、饷章编伍办理。”同日，清廷批准，并命袁世凯去天津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十营，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。同时指出：“该道当思筹饷甚难，变法匪易，其严加训练，事事核实。倘仍蹈勇营习气，惟该道是问!”

    袁世凯取得了督练新军的职权，于1895年12月16日前往小站镇接管定武军。小站镇又叫新农镇，位于天津东南，距天津七十里，当年淮军曾在此屯田驻扎二十多年，甲午战争中，该部淮军全部溃散，营房空无一卒。胡燏棻的定武军原驻天津马厂，因营房不敷分扎，乃移驻此地。定武军原有四千七百五十人，袁世凯接统后，派人到河南、山东、皖北、苏北一带招募了步兵，去奉天招募了骑兵，又购置了大批马匹，再加上定武军原来的官兵，共有七千人，并奏请把定武军改名为“新建陆军”。这就是北洋军的起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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