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七章 仓皇逃归(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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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u jul 16 07:58:11 cst 2015
新建陆军采取的是德国和日本建制,有步、炮、马、工程、辎重各兵种,打破了旧军队不分兵种的框子。步队五千人,分左右两翼,左翼二营,右翼三营;炮队一千人,分右翼快炮队、左翼重炮队和接应马炮队三个队;马队五百人,分为四队;工程队五百人,分别负责桥梁、地垒、电雷、修械、测绘、电报。在装备方面,全部换成了从德国购置的曼利夏步枪、马枪、手枪和格鲁森快炮。担任训练的军官有十多名是从德国聘请的,巴森斯负责全军训练,伯罗恩为德操教官,祁开芬为炮队教官,曼德(挪威人)为马队教官,慕兴礼、魏贝尔为德文教官。全军一律习洋操,根据德国陆军教条进行训练。
清政府当初决定编练新军时,掌权的“大老均无主见,又无重肩,轻信轻疑”。袁世凯探悉,知道“断难有为”,一度力辞不干,未得允许。军队的薪饷经费由政府的户部供给,按说应该没有问题,“无如库帑奇绌,筹拨甚难”。定武军为旧军改编,“习气太深,积弊亦久,刷除殊非易事,而操练又颇难逐一合法”。凡此,均给新建陆军的整顿和训练造成困难,使袁世凯深为不快。
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,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首屈一指的,只有张之洞的自强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能与之匹敌,其馀均不能同它相提并论。因此,崇信“有军则有权”的袁世凯,把它看作自己的命根子。他清楚地知道,若要在黑暗腐败、尔虞我诈、倾轧激烈的政治舞台上站住脚,一步步爬上去,一要有靠山,二要有资本。现在他尽管打通了某些权贵的关节,可是还说不上有了十分牢固的靠山。对他来说,只有这支新建陆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政治资本。如能把它训练好,使之发挥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大作用,自己就有了飞黄腾达的保障。另外,他也考虑到新建陆军系创练新军的模范,将来别省添练新军,必定由这支军队中抽调骨干担任教练;这样,他们就会步步高升,而自己是新军的开山鼻祖,肯定也要成为全国新军的总头目。所以,他一接管军队,即“每日与士卒共奔走”,“汰弱募强,拟订规则,考将弁,申号令,殊形忙苦”,把全部心血倾注进去,事无巨细,靡不亲躬,克服困难,下决心训练掌握好。他一向争强好胜,不轻易叫苦,但繁重的工作也累得他昏头涨脑,时感“左支右吾”,“才力短浅”,“实难胜任”。
组建一个新军班底对袁世凯来说是特别重要的。他首先挑选了一些在朝鲜时的老部下充当各级军官,又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原来的部队中物色了一批,另外还请李鸿章推荐了部分人才。
担任左翼翼长的为姜桂题,右翼翼长为龚元友。统带有段祺瑞、杨荣泰、吴长纯、徐邦杰、任永清、王士珍等。王英楷担任了执法营务处的总办,参谋营务处总办为徐世昌。
徐世昌字卜五,号鞠人,又号瞍斋,原籍直隶天津,生于河南汲县。早年在河南与袁世凯结识,由袁世凯资助进京应试。1882年中举人,1886年中进士,1889年授职编修,兼充国史馆协修、武英殿协修。1896年12月其母病故,他丁忧在籍。1897年8月,袁世凯奏请将其调来。徐世昌到后,帮助袁世凯赞画一切,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,袁世凯有事外出时,他便代为管理军队。
冯国璋字华甫,直隶河间人。他到新建陆军更晚,初任督操营务处帮办,后任总办。段祺瑞字芝泉,安徽合肥人。王士珍字聘卿,直隶正定人。他们皆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,有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,后来被称为“北洋三杰”,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分别获得“龙”、“虎”、“狗”的绰号。
被网罗在其麾下的,还有段芝贵、梁华殿、刘永庆、陈光远、王占元、张怀芝、何宗莲、马龙标、雷震春、吴凤岭、赵国贤、田中玉、孟恩远、陆建章、曹锟、张勋、王怀庆、倪嗣冲、阮忠枢等。比较低级的军官、哨弁,是通过考试,按成绩优劣委任的。
在军事组织机构方面,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,袁世凯自领督练官。下设参谋、督操、执法三个营务处,以及粮饷局、军械局、转运局、军医局、教习处(后改为洋务局),负责训练、运输、军械、辎重、军法和研究西方军事方面的工作,制定了各种章程,使军队的组织、制度和规模逐渐完备。
建军以后,又成立了步兵、炮兵、工程兵和德国语言各随营军事学堂,以及讲武堂、学兵营,让学员学习兵法、枪炮、算学、测绘、地理、战阵攻守和德国语言文字,培养造就新的军事人才。
袁世凯怎样练兵呢?他任军机大臣后,有一次和张之洞闲谈时,张之洞问其练兵的秘诀。他说:“练兵的事情,看起来似乎很复杂,其实也很简单,主要的是要练成‘绝对服从命令’。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,一手拿着刀,服从就有官有钱,不服从就吃刀。”袁世凯在淮军数年,懂得“兵为将有”的重要性,一心要把军队变成私人武装,除他之外,任何人不能驾驭,所以特别强调“绝对服从命令”。为达此目的,他的确不惜金钱和地位。他所招致的一批官员,当时大都地位很低或不甚得志,网罗进来之后,立即委以重任;其后更屡加保举提拔,结以恩遇,使之对自己效忠。
不仅如此。袁世凯还用慷慨送美人的手段加以笼络控制,对文案阮忠枢即是典型的一例。一天,阮忠枢在天津某妓院结识了妓女小玉,二人感情笃好,欲纳为妾,对袁世凯讲了。袁世凯借口有碍于军誉,没有同意,阮忠枢只好作罢。事过之后,袁世凯便秘密派人将小玉赎出,并购置了房舍和各项陈设,然后带阮忠枢赴津。这时天色已晚,阮忠枢随袁世凯进入一个院中,见房中铺陈异常华丽,堂上红烛高烧,摆着丰盛的酒席。及至进入屋里,便见一个丫鬟一面喊着“新姑爷到啦!”一面从里间屋里搀扶出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。阮忠枢不明所以,如坠五里雾中;再仔细一看,始知新娘便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,方才恍然大悟,从此对袁世凯更加忠实效劳,直到袁世凯死去。
对那些不愿绝对服从的官员,当然就像袁世凯说的,令其“吃刀”了。即使不能检束兵丁、尽心职守或其他并不严重的过失,他也严惩不贷,不是降薪、罚薪,就是记过、撤职、降职、用军棍重责。
官员的进退荣辱完全操在袁世凯的手中,他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,只能唯袁世凯之命是从,而且思想上都有一种对袁世凯报恩的观念。名义上他们是朝廷的臣子,实际上同袁世凯的关系带有浓重的封建人身依附性质。后来他们大都成为袁世凯的亲信、心腹、死党和北洋军阀集团的要员,即所谓小站系军阀。
为使士兵绝对服从自己,供其驱使,袁世凯用极端严格的纪律束缚他们。他制定的《简明军律》规定了十八条斩罪,即: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;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;临阵探报不实,诈功冒赏者斩;遇差逃亡,临阵诈病者斩;守卡不严,敌得偷过,及禀报迟误,先自惊走者斩;临阵奉命怠慢,有误戎机者斩;长官阵殁,首领属官援护不力,无一伤亡,及头目战死,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,悉斩以徇;临阵失火误事者斩;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;泄露密令,有心增减传谕及窃听密议者斩;骚扰居民,抢掠财物,奸**女者斩;结盟立会,造言惑众者斩;黑夜惊呼,疾走乱伍者斩;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;有意违抗军令及**本管官长者斩;夤夜窃出,离营浪游者斩;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并斩;在军营吸食洋烟者斩。最后还有两条:夜深聚语,私留闲人,酗酒赌博,不遵约束及有寻常过犯者,均由该管官酌量情节轻重,分别插箭责罚;凡兵丁犯法情节重大者,该管官及头目失察,均分别轻重参革、责罚、记过。此外,在行军、住宿、操练等方面均有极其详细烦琐的规定。严格执行的给以奖赏或提拔,做不到的施行种种处罚。
为使官兵忠实于自己,袁世凯不仅经常教育他们要“公忠体国,深明大义”,“亲上死长”,并把这些训诫编为四言白话,刊发各哨,令兵丁熟背;经常颁发“训词”,要各级军官向士兵训话;而且特别强调“事事以本督办为心”,大树特树个人权威;甚至宣扬封建个人迷信,让各兵营供奉他的牌位,把他奉若神明,视为衣食父母。为使士兵拼死卖命,还让幕僚编了一些顺口溜令士兵背诵,灌输封建伦理、升官发财、宿命论思想。如《劝兵歌》讲:“为子当尽孝,为臣当尽忠。朝廷出利借国债,不惜重饷来养兵。一兵吃穿百十两,六品官俸一般同。如再不为国出力,天地神鬼必不容。自古将相多行伍,休把当兵自看轻。一要用心学操练,学了本事好立功;……二要打仗真奋勇,命该不死自然生。……你若常记此等话,必然就把头目升;如果全然不经意,轻打重杀不容情!”再加不时施点小恩小惠,如亲自监督发放饷银,防止官员克扣,取得士兵好感,士兵头脑中便渐渐地只知有袁世凯,不知有国家、皇帝了。
新建陆军的编练是中国军制改革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,比起旧有军队,它大大前进了一步,实开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。在这一改革过程中,袁世凯是出了一份力的,功不可没。然而,由于他把军队视为私有财产,这支近代化的军队非但从未发挥过抵抗列强侵略、保卫国家人民的好作用,反而成为他进行政治投机的强大资本和祸国殃民的重要工具。凭借这笔资本,他的地位扶摇直上,很快登上政治舞台,成为近代中国风云一时的人物。
在练兵过程中,袁世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1896年4月,练兵刚刚进行三个多月,其作风跋扈、嗜杀擅权即为军机大臣李鸿藻所闻。李鸿藻爱惜名誉,听后深为不满,一反保举袁世凯时的态度,授意御史胡景桂参劾袁世凯克扣军饷,诛戮无辜,用人“论情面之大小,馈遗之多寡”。如此沉重的打击,搞得袁世凯“心神恍忽〔惚〕,志气昏惰,所有夙志,竟至一冷如冰”。可是一听到奉命去查办的是荣禄,他立即忧惧并释。荣禄一到,他极力巴结逢迎,命士兵操演。荣禄第一次目睹洋操,别开生面,不觉大喜;加上不爱惜名誉,只求扩展自己的实力,想把袁世凯收为己用,便做出了保护袁世凯的决定,对随行的幕僚陈夔龙说:“此人必须保全,以策后效。”回京以后,荣禄令陈夔龙拟奏稿。陈夔龙因袁世凯确实擅杀过营门外卖菜的老百姓,胡景桂所参各条仅有轻重出入,提出应将此案下部议处。荣禄说:“一经部议,至轻亦应撤差。此军甫经成立,难易生手,不如乞恩姑从宽议,仍严饬认真操练,以励将来。”最后竞以“查无实据”复奏,请求“勿庸置议”。不仅如此,还着实把袁世凯夸赞一番,说他“血性耐劳,勇于任事”,是个“不可多得”的将领。在荣禄的包庇下,这场风险很快过去了,他又精神抖擞起来,越发投靠荣禄,依附荣禄而自固。
1897年7月,袁世凯因练兵有功,晋升为直隶按察使,仍专管练兵事宜。他的官运开始亨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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